大学的盛夏，总是被聒噪的蝉鸣和浓密的梧桐绿荫填满。
彼时的江白还没穿上藏蓝警服，每天揣着从图书馆借来的刑侦小说，蹲在美术学院画室窗外的梧桐树下，等林言结束一整天的素描课。
林言那时候总穿着洗得发白的白衬衫，袖口卷到小臂，露出沾着炭粉的手腕。
他背着半旧的画板跑出来时，总能一眼看见树影里的江白，然后笑着冲过去，把沾着铅笔灰的手往江白肩上搭：“又来蹭空调？
我们画室今天的风扇坏了，热得我快把画纸烤焦。”
江白会把手里的冰汽水递过去，看着林言仰着头猛灌几口，水珠顺着他的下颌线滑进衣领，在白皙的皮肤上留下一道水痕。
“刚看完一本推理小说，里面的凶手用颜料做了密室，”江白戳了戳林言画板上未完成的人像，“你们画画的，是不是都能把颜料玩出花来？”
“那是，”林言得意地挑眉，拉着江白往画室走，“给你看个好玩的。”
他从抽屉里翻出一管银白色颜料，挤在调色盘里，又加了点松节油，然后用画笔蘸着，在江白的白衬衫袖口画了一只小小的纸飞机。
“这个颜料干了不会掉，就当给你做个标记——以后你就是我林言的‘专属书童’，负责帮我扛画板、买汽水。”
江白没反驳，只是盯着袖口的纸飞机笑，指尖轻轻碰了碰那片银白色，生怕蹭掉一点。
后来的日子里，江白的白衬衫上渐渐多了不少“标记”：画室窗外的梧桐叶、傍晚操场的晚霞、甚至还有一次，林言画砸了的素描，随手把炭粉抹在了江白的衣领上，说“这样才像艺术家的朋友”。
有一次期末，林言要赶毕业创作，在画室熬了三个通宵。
江白担心他饿，每天晚上提着热粥和包子过来，坐在画室角落的旧沙发上，一边看刑侦案例，一边陪着林言。
凌晨三点，林言终于放下画笔，看着画布上那幅《梧桐树下》，忽然转头对江白说：“江白，我把你画进去了。”
江白凑过去，看见画布深处的梧桐树下，站着一个模糊的白衬衫身影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恰好与窗边的光影重叠。
“画得这么淡，谁能看出来是我？”
他嘴上吐槽，心里却软得一塌糊涂。
“我能看出来就行。”
林言低头收拾画具，声音轻得像落在画纸上的炭笔，“以后不管我画多少画，里面都会有你的位置。”
那天的月光特别亮，透过画室的窗户洒进来，落在两人之间的地板上，像一道不敢逾越的界限。
江白没接话，只是把自己的外套披在林言肩上，指尖不小心碰到他微凉的耳垂，两人都顿了一下，又飞快地移开目光——就像那时藏在画纸里的心事，和袖口的纸飞机一样，明明清晰可见，却没人敢先说出口。
后来毕业季来临，林言把那幅《梧桐树下》送给了江白，背面写着“愿你所求皆如愿”。
江白把画仔细卷起来，放进背包最深处，和他的警校录取通知书放在一起。
他送林言去火车站时，看着列车开动，林言从车窗里探出头，手里挥着一支银白色的画笔，喊着“江白，以后见”，江白站在月台上，攥着背包带，首到列车消失在视线里，才敢小声回应：“一定见。”
梧桐树上的蝉鸣依旧响亮，只是那年夏天的风，再也吹不回那个藏着白衬衫、画纸和未说出口的心意的午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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